可是，《晋书》中的《郗愔传》和《郗超传》，史家对他们父子二人的“盖棺定论”，对郗愔是一片赞誉，对郗超却含讥带讽。郗愔于晋室尽忠，于父母至孝，父亲郗鉴逝世后他悲伤得几乎自毁，郗超英年早逝他悲痛欲绝，当得知儿子助桓温篡晋后立即转悲为恨。与忠孝这一人生大是大非相比，悭吝小气只算是枝节性的小毛病。从传统道德观念来看，郗愔在原则是非上可敬，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可恶。

郗超散尽父亲毕生的积蓄，在金钱上可谓慷慨大方；生前为父亲谋划免祸之策，还预谋身死之后止父哀痛之方，对父亲可谓极尽孝敬；交游士林而能鹤立鸡群，识人论人眼光锐利，政坛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书法同样也能独立成家，作为名士可谓才智卓越。但他是桓温“废帝以立威”的策划者，是桓温篡晋最关键的谋士。郗超在“忠”上大节有亏，所以前面这些优点反而成了缺点。房玄龄在《晋书》本传中评他们父子说：“愔克负荷，超惭雅正。”这是说国有危难郗愔可承担重任，而郗超为人却有失“雅正”。冯梦龙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清人秦笃辉在《平书》说得更加刻薄：“郗愔性吝而忠，郗超好施而奸，故君子不以一节论人。愔以多藏为利者也，超以卖国为利者也，多藏之利小，卖国之利大，如超者所谓小人喻于利。”郗愔的悭吝不过“以多藏为利”，而郗超的慷慨则是“以卖国为利”，比起卖国来说再如何聚敛也是“小利”，所以郗超才真正是“喻于利”的小人。

朋友，你是敬重郗愔呢？还是欣赏郗超？

本章几位主人公全是西晋名士，主题则是描写他们的骄纵奢侈。

晋王朝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割据，可并没有呈现出威加海内的盛世气象，统治者既没有什么远略宏图，士人也没有任何理想抱负。这个时代没有激情也没有冲动，此时的士人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

司马氏集团统一了全国不久，就琢磨着要如何“统一思想”，他们口口声声说弘扬“名教”，目的是想把社会舆论从众声喧哗变为一人独唱。可是，名教的伦理规范强调“忠孝”，而司马氏祖孙欺君篡位本身就是对名教的嘲弄。他们没有脸要求士人们对自己尽“忠”，于是就宣称要以“孝”治天下。尽管司马炎完全取得了政权，事实上已经统辖了四境，嵇康被杀后向秀到洛阳就范，吴亡后陆机兄弟入洛称臣，开国初他还不断显示“仁恕”，可国家始终缺乏道德正气，全社会没有昂扬向上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