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宗教理论思想主述于老庄哲学，兼受儒教的影响。同时，在唐初佛教流行的情况下，也兼受佛教哲学的理论影响。在多重影响下，司马承祯宣扬清静无为、主静去欲、修心得道的道教修炼思想方法，秉承道家哲学的宗旨，提出“坐忘”的论点。坐谓本心不起，本心不被外念惹动。内不接物，外不逐物，摄澄一切烦恼、物欲，忘乎一切内外事物，达到这样极其虚静的程度，便能合“道”大通，在道教修炼上，则谓之“得道”了。

大唐贞一先生庙碣宋叶梦得《玉涧杂书》曰：“道释二氏，本相矛盾。子微之学，乃全本于释氏。大抵以戒、定、慧为宗。”张右史曰：“是道也，智者得之为止观，司马子微得之而为坐忘，皆一道也。”这样一种摒弃一切感觉和思维活动，强抑制性的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主观惟心主义的修炼过程，乃是由“渐悟”以至“顿悟”的修炼。这种方法宗源于道家哲学思想，同时又兼取佛教宗旨，与佛教的止观、禅定方法相类似。

司马承祯“收心”、“坐忘”的修炼思想，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宋代理学家程颢所宣传的“定性”，即使人保持心理状态的平静，既不是全不应物，也不是应物而不返；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的去欲主静说等，与唐代道家、道教哲学思想均有师承关系。

唐帝国在宣宗大中（～）年间曾一度“中兴”，之后，国势便江河日下。唐武宗、唐僖宗好长生术，耽溺于金丹方术之中，迷信神鬼，崇道灭佛。黄巢起义后，帝室避难人蜀，仍重开道场，扶持道教，造成前后蜀的信道风气。道教在四川的复兴，直接影响了江西、南唐地区的道教活动，促使了北宋真宗、徽宗的崇道。

宋代道教

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如果说北宋的道教基本上沿袭了隋唐以来的旧传统，那末，南宋以来，以道法为主体的旧道教日趋衰落，而以炼养、内丹为主的新道派相继产生，对金元明以后的道教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由于五代时期社会战乱，一些不愿仕宦的儒生和失意的官僚们往往以黄老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思想精神支柱，因而北宋初年，黄老道家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还相当广泛，不仅出现了苏澄隐、陈抟、魏野、柴通玄、种放、贺兰栖真等一批著名的隐士和道士，而且宋太宗及其宰臣吕端、吕蒙正、李琪、李防等也是黄老道家思想的信奉者。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皇室在社会上极力推崇黄老之道，把黄老思想既作为政治思想，又作为宗教思想。

宋真宗朝大力推崇道教是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此时北边辽兵压境，真宗在主战派寇准等人的坚持下，统兵于澶州，被辽兵围困，订立城下之盟。从此，主和派导引朝纲，真宗也转而希求神灵保护王室，编造《大中祥符》三篇“天书”、降临人间，尊黄帝为赵氏始祖，封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尊玉皇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帝”大肆祭祀，封禅泰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少见的崇道活动。

宋徽宗尊崇道教始于政和年间。首先，大肆宣扬天神下降，授以符书，亲作《元真降临示见记》颁示全国。其次，崇尚道士刘混康、林灵素、张虚白、王文卿、王老志。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使宋徽宗成为人君国主、天界尊神、教团教主三位一体的皇帝，同时加封山神、龙神、城隍、岳渎等民间祭祀之神，并在全国各地增建、扩建道教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