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慎到一派的著作。慎到，赵国人。齐宣王时曾在稷下讲学，至湣王末年离开。《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唐以来编为十卷。北宋时《崇文总目》著录《慎子》三十七篇，《通志·艺文略》及《直斋书录解题》均仅存一卷五篇。可见宋代《慎子》有两种本子流传，一为三十七篇的九卷本，一为五篇的一卷本，合起来正好是四十二篇的十卷本。南宋以后，九卷本亡，只一卷五篇本流传。《慎子》现存《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入》五篇，《群书治要》里还有《知忠》、《君臣》二篇，清钱熙祚合辑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另外，还有佚文数十条。从现存的《慎子》中，可以看出慎到尚法、贵因、重势的思想，属于前期法家，但他弃知不尚贤，所以荀子批评他“蔽于法而不知贤”。明慎懋赏校刻《慎子》内外篇，全书共八十九事，比五篇本多出五倍以上，是抄袭先秦两汉子书杂凑而成的赝品。罗根泽在《诸子考索·槃子辨伪》中曾列八证以明其伪。

《商君书》

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称《商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有些篇所述史实在商鞅死后，说明不是商鞅本人所作，但书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约为战国末年商鞅后学编成。韩非曾提到过这部书。司马迁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认为它的思想内容和商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符合。

《商君书》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这种历史变化的观点在哲学史上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具体措施上，此书主张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同时反对用诗书礼乐和道德教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关于《商君书》的校释，有清人严万里（即严可均）校本，近人王时润《商君书斠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韩非子》

战国时期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又称《韩子》。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司马迁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秦王（即秦始皇）读《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西汉刘向校书，羼人了几篇他人著作，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定《韩子》为五十五篇。

《韩非子》书影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认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有清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子浅解》等。

《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现存六篇。其中第一篇《迹府》是后人编集的有关公孙龙的事迹，其余五篇基本可信是公孙龙的作品。其中《白马论》所提出的“白马非马”的命题，以及《坚白论》所提出的“离坚白”的命题，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中心。该书着重探讨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因而得出了违背常识的结论。这种探讨促进了人类认识的深化，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指物论》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所谓指，就是事物的概念或名称，所谓物就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专门讨论名与实的关系。这五篇著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关于《公孙龙子》的注释，有宋人谢希深注本，清人陈澧《公孙龙子注》，近人王琯《公孙龙子悬解》，陈柱《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公孙龙子校诠》，胡曲園、陈进坤《公孙龙子论疏》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