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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商业观念的更新明代以后社会风尚发生巨大变化其最显著之处

    时间:2022-10-28 17:39:33  编辑:快推网  来源:  浏览:558次   【】【】【网站投稿
    首先是商业观念的更新。明代以后,社会风尚发生巨大变化,其最显著之处,莫过于对传统的“抑商”思想进行了抵制,使舆论界对商贾产生了新的看法。王阳明曾讲过“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话。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说:“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利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然。”启蒙思想家李贽更对商人寄以同情,他指出:“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

    首先是商业观念的更新。

    明代以后,社会风尚发生巨大变化,其最显著之处,莫过于对传统的“抑商”思想进行了抵制,使舆论界对商贾产生了新的看法。王阳明曾讲过“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话。隆庆、万历时的宰辅张居正对商人的认识也大异于前人,他说:“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利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然。”启蒙思想家李贽更对商人寄以同情,他指出:“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正是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潜移默化中,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逐渐形成一批“贾而好儒”、“儒而好贾”的商人队伍。这些新式商人的出现,使经商行为在儒学的光耀下获得合理性,并使之具有道德意味。即所谓虽隐于贾而不沦于贾,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也就是说,儒学已溶铸于商人伦理之中。在徽州歙县西递村一座清代民居中,至今保存一副完好的对联,上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这副对联的主人是清廷三品官员胡积堂,故就更具有特殊意义了。对联中旗帜鲜明地喊出“营商好”,并与“读书好”并列,反映了商人意识不仅抬头而且深入仕宦人家。

    明代,程朱理学曾在思想界居于突出地位,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主流。作为朱熹故里的徽州商人,其经商思想也与理学紧紧结合在一起。他们抓住朱熹“人欲中自有天理”的观点,提出“欲理相通”、“儒贾相通”的新解释,并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和实践。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转变,促使更多的人投入经商的行列,成为小富,中富,以至大富。其生活则由温饱,小康以至于奢侈豪华。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的扩大,金钱交易的频繁,商人生活的奢侈,这些均能诱发人们对经商的向往,亦即对金钱的追求。因为赚钱与否本身就是评判商人经营好坏的最好尺度,所以他们必然千方百计争取最大的商业利润,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嘉靖时苏州人蔡羽在《辽阳海神传》中介绍了徽州的商俗。按照当地习惯,外出经商者,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回来后,其妻子、儿女、亲友、乡族首先看其所获多少。赚钱多者自然受到称赞和尊敬,而赚钱少或不赚钱者则受到冷遇或被人嫌恶。这种“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风气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情世态。据《歙县志》记载:嘉靖、万历年间歙县的风气是“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这正是受“所获多少为贤不肖”的价值标准影响的结果。于是人与人之间“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在金钱的支配下,人们不惜血缘上的感情和联系,甚至以牺牲宗法关系为代价,作出“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事情。

    明末,市场上出现了制造假银的现象,尤其在广东较为普遍。据屈大均《广东新语》上说,“市井小人,争以巧伪为事,或荡锡于边,或钻铿于腹,或洒铁沙于面,或钓铜于四角,或以白铜、药煮之为银,最易惑人。”这种锻银尤以方槽、砒倾硬锭、漳州锭为甚。到了清中期,拜金风气更盛。商人可以利用巨金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利用金钱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清政府捐纳卖官制度下,商人轻而易举地得到官职,这比其他任何方式,不论是苦读应试,还是攀附关系都更来的实惠。人们逐渐形成贱商而不轻商的观念,愿与他们交往,其中重要一点即是看中了他们手中的资财。乾隆时有人指出:早先士大夫以清望为重,羞与商人为伍,即便有商人肯来攀附者,也加以拒绝。而现在人们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而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此话真是一针见血!《前徵录》记一新贵,家本素封,却用晚生帖拜见一富商,当时的舆论并不以此为非。此书的作者姚世锡因而发出了不胜“浩叹”。这些均说明商人因“拥厚资”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一步诱导了人们崇拜金钱的社会心态。

    商人思想、生活的转变,也引起士庶百姓社会风尚的变化。如浙江《嘉善县志》记当地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以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其厉害,男女服饰更是厌故喜新。最具典型的是杭州,在嘉靖时社会风气已是“侈靡过甚”,万历时更有过之。这里的居民大多以商贾为业,“恶拘俭而乐游旷”。就是那些车夫、仆隶,白天奔走辛劳,夜则倾囊买肴酒,“夫妻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在扬州奢侈风气更甚,一部《扬州画舫录》已记述十分详尽,而这些不能不说是商人习气、商人生活影响的结果。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经商风俗、经商哲学、商业观念以及经商准则,这就是商人伦理道德。在战国秦汉时,人们已经总结出了经商致富的诀窍,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求利”、“趋利”不仅成为商人追求的主要目的,也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在趋利过程中,“乐观时变”是其经商准则。所谓乐观时变,就是把握有利时机,要有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变法的权变智能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灵活性。也就是《盐铁论》所说的“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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